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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鵬和《丹楓閣記》
添加日期:2018-1-2 9:45:05 點擊次數:3969

     林鵬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看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清傅山書丹楓閣記》后,便寫了《讀<清傅山書丹楓閣記>》,斷言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的是贗品,而商務印書館影印的《丹楓閣記》才是真跡。而且,上世紀90年代末,山西有人在遼寧省博物館求閱《丹楓閣記》,館方曾有人回應:“我們的藏品是贗品,真跡在山西。”“愚意以為,尚未認清此本《丹楓閣記》!”這是林鵬在文章開篇一段中的宣告,隨后文章中洋洋灑灑的三千字,從作品的內在精神層面到具體的字跡比對等方面進行說明。

 

2002年9月,在真跡的收藏者渠老先生故去后,林鵬又寫了《<丹楓閣記>真跡發現始末》一文,覺得《丹楓閣記》的真偽也有定論了,且將發現真跡的事情視為自己一生之中少有的“愜意”之事。

原文如下:

一九八八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傅山的書法作品《清傅山書丹楓閣記》,并注明原件藏于遼寧省博物館。我看到以后覺得他同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傅青主征君墨跡》中的《丹楓閣記》有很大出入,便寫了一篇文章, 《讀<清傅山書丹楓閣記>》,指出遼博那件是贗品。此文收入我的書《丹崖書論》(198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)。

《丹崖書論》一書在書法界稍微有些影響,同道們認為我的看法是對的。我沒有見過遼博的藏品,只是根據印刷品說話,這是很危險的。你說某件是假的,你就有責任把真的拿出來。我怎么能拿出來呢?所以心中一直不踏實。如今真跡在哪里,毫無影響,也許早已毀壞,或者流失海外,也未可知。后來,山西古籍出版社的編輯朋友們,同意我的文章,把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丹楓閣記》,拿來重印,并把我的文章附在后面,發行全國。這事情就有點鬧大了。不過事有湊巧,正是這件印刷品,引起了《丹楓閣記》真跡藏主的注意。

藏主是一位老先生。他反復研究我的文章,然后對他的兒孫們說,這篇文章是對的……你們誰認識這個叫林鵬的人?我想見見他。正好他大兒子,在上世紀70年代曾經同我一起工作,便說,想見林處長,這還不容易。這位長子,先來寒舍說明來意,并告訴《丹楓閣記》真跡就在我家中。

我一聽高興之極,簡直是驚喜異常。第二天,他們攙扶著老人來到寒舍,暢談移時。老人說,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來拍照時,他就在場。事后商務給了一幅同原作一般大的照片,老人也帶來讓我看,我看同印刷品一模一樣。老人拿出真跡讓我看,絹本,微黃,冊頁裝,織錦封皮,高34公分,寬27公分,前后共蓋有6枚小印。墨氣生動,筆法自然,真跡無疑。

清道光問壽陽劉雨飛(雪崖)將《丹楓閣記》刻石,除保留中間署名處的“戴廷栻”和“傅山”二名印外,其起首處上下共4印皆不保留,最后“既為書之復識此于后”處,二印于墨跡重疊,也不保留,又在左下加“真山”紅文小印一枚。此件刻石,十分精良。老人也將拓本帶來讓我看。以此推測,遼博藏品的造假者,沒見過真跡,沒讀過《霜紅龕集》,很有可能是根據這個拓片造假的。這只是推測,未必符合實際。真跡每頁7行,刻石每頁5行,遼博藏品每頁只有4行,精神氣味,迥然不同。

我同老人的長子,既為同事,無話不談。我說,見到此件無價之寶,心情激動不已,原以為已經流失海外,誰知竟然未出昭余一步,真是十分令人贊嘆。從今而后,窮死餓死,不可賣掉。后來一想,人家三百年間,十幾代人,精心呵護,不失故物,完好無損,還用我囑咐嗎?想來十分可笑。我說,既然我見到了真跡,我就應該寫文章,同意嗎?他說同意。如果出書也同意嗎?他說同意。他并且說:“之所以全部拿出來讓你看,就是為了讓你寫文章,證明真跡還在山西。”他只提出一點,要求我注意,不要透露他們的真實姓名。我向他要一份復印品,他慨然應允了。后來我提出拍照,他也答應了。他提出,讓我在真跡后面寫幾句跋語。我說,別說我,誰也不敢,這是佛頭著糞,不敢不敢。他反復要求,我說可以在另外一張紙上寫下我的鑒定和拜觀之幸。他同意了。

我的跋語有這樣幾句話:“清初祁縣戴廷栻修建四層木構高樓,命曰‘丹楓閣’,以接待當時文化名流,并做《丹楓閣記》,請傅山書之。文極詼詭,字極老辣,誠不朽之杰作也。文中從始至終說一‘夢’字,自己之夢,眾人之夢,民族文化之夢,充分反映出志士仁人們的真實懷抱,令人肅然起敬。而三百年來,真跡竟然未出昭余一步,此更令人驚嘆不已……”

這就是這件事情的整個經過。現在將《丹楓閣記》公諸于世,以饗讀者,并附1988年我的文章于后,僅供參考。人生在世,不順心事極多,能有幾件愜意的事情?有一兩件,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。謹志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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